南风窗：杀死妈妈的北大学生该死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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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日期:2019-06-27 01:50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 次

　　现实世界一定是复杂的，但生活在复杂的社会里，不一定是一种不幸。它也许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勇敢的、“好棒的大人”，而不是一个巨婴。

　　2019年4月20日，全国通缉3年多的吴谢宇被捕，他是轰动一时的北大学子弑母案嫌疑人。目前案件已经移交给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。

　　2016年2月14日，吴谢宇的亲生妈妈，福州市教育学院第二附中的历史老师谢天琴的尸体被警察发现。此时，她死去已半年有余。

　　死去的谢天琴被十余层塑料薄膜层层包裹，每一层的缝隙中都被细心地放入了活性炭，用来吸臭。而尸体所在的教职工宿舍里，有数台电子视频监控和红外线报警器在密切监控着“她”，一旦有人闯入，报警消息就会立刻发送到电脑，和另一台监控手机上。

　　随后的种种线索，包括冒充母亲向亲友借款144万、伪造辞职信等等，都将犯罪嫌疑指向吴谢宇。

　　这与媒体所呈现的吴谢宇过往的“完美印象”完全不符，甚至有着翻天覆地的冲突。从与他相关的人口中我们获得了这样的印象：吴谢宇是班长、中考状元、北大学子、身高180cm、爱篮球，是同学口中的“宇神”，也是父亲死后与母亲每晚通电话的孝顺儿子。

　　“这对母子遭遇了怎样绝望的境地？”问出这些话的人，部分在现实生活中与吴谢宇母子有过接触，更多的是有感于吴谢宇涉案前后巨大反差的陌生人。他们希望专业的犯罪心理学家能够介入，了解吴谢宇涉案前后的心理过程，也希望通过探究这起杀人案件背后的真相，来做到更好的善后和预防。

　　在案件核心信息尚且缺乏的情况下，网友们借助四处拼凑的信息，开始了各种“都市传说”型的联想。比如对吴谢宇母子关系的揣测、“高智商”作案过程的强调、弑母心路历程的推演，以及对被害者谢天琴的“谴责”。其中甚至不乏“凶手另有其人”等等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“故事再造”和传播。

　　“畜生不如，赶紧枪毙。”在吴谢宇案仍旧谜团重重的时刻，一些网友率先地做了网络判官，发声希望吴谢宇“罪有应得”。

　　这些网络的声音里，有理性和克制、有冷漠和低俗，也有愤慨和暴力……它们一条条变成碎片，飞到空中，星星点点，又逐渐拼成几个大字：我们与恶的距离。

　　是不是完全适用于这起案件所引发的舆论状况？其实这是电视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每一集的开场片段。

　　这部2019年3月24日开播，只有10集，但豆瓣评分9.5分的台湾电视剧，用充满矛盾与纠葛的故事，向观众抛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。

　　电视剧里接二连三地提问，自己却从不回答。它的故事疏离现实，但它的问题又是如此贴近现实，以至于让观众在看剧的时候，忍不住地将过往几年那些令人唏嘘和愤慨悲伤的现实新闻，一一投射进剧中。只要你看过它，那么在最近的吴谢宇事件发生时，就一定会联想到剧中的某些片段和疑问。

　　而且，那些疑问是那么的真诚和尖锐，它让我们本理所当然的一些看法，逐渐松动了。

　　从这个角度来看，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，作为一部电视剧，确实在影响读者的一些观念。

　　在中国人的传统社会文化中，“杀人偿命”是不需要质疑的。即使很多不懂法的普通人，对于杀人事件也能够快速定性，知道“杀人要偿命”。它是如此的简洁有力、天然正当，以至于从对杀人者本身的探知和理解，对杀人到偿命这之间的追问和思索，我们几乎是省略的。

　　所以，在电视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中，愤怒的大多数，果断地举起拳头，举起臭鸡蛋，挥向凶手和他的家人。

　　忽然，凶手的旁边出现了一个人，他西装革履，即使身上挂着鸡蛋清，被人泼了大粪，他仍在说“等等！”

　　他是王赦，剧中的一位律师，代表着法治社会的理想状态，一位离恶最远的人。在王赦看来，“死刑”作为最高的刑法，是对生而为人的权利的最终剥夺，判定死刑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，而不是仅凭公众巨大的呼声来主导实现。

　　但当“杀人犯”终于如大众所愿，不顾程序正义地仓促地死去了，大众们在欢呼。王赦却酩酊大醉。

　　为什么他要去关心一个杀人犯的真实想法？而且是一个冲进人群，随机枪杀儿童的“恶魔”。王赦为其辩护，目的并不是为他开脱，而是“把杀人犯也当作人来看”。“杀人犯”并不是畜生，而是人，他应该得到法律的公正对待。这不是简单地在维护杀人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，而是要防止出现更多的悲剧。因为若不去寻找犯罪的根源，就还会有下一个，下下一个。

　　在剧评中，观众们写道：“以前我觉得杀人犯就该立刻死，但看了这个之后反思了很久。觉得那种还能把杀人犯当人的人，真酷。”

　　杀人犯也是人，与我们的区别并没有那么大。只有卸除恐惧，去了解杀人犯，我们普通人才会有所警觉，不至于哪一个转身，就行差踏错，走上恶之路。

　　吴谢宇被捕不久，案件的追查与定罪都需要时间。目前，此案的重要信息暂未公布，媒体和舆论不应该凭空地对此案件作出定性和审判。

　　高材生弑母：2017年4月，26岁中国在美留学生杀母，并肢解。2015年，22岁的澳洲华裔学生被指控杀母，潜藏3年。

　　未成年人弑母：2019年3月19日，江苏省盐城市13岁男孩杀母。2018年12月，湖南沅江12岁男孩弑母。湖南衡阳13岁男孩锤杀父母。2017年12月，四川大竹县一名13岁男孩弑母。

　　甚至近期发生的随机杀人案：背负50条命案的新西兰枪击案，上海世外小学外砍杀儿童的案件。等等。

　　类似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着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法律的惩治可以切断悲剧的继续。

　　既然吴谢宇案目前晦暗不明，那我们不妨借助一些刺回现实生活的影视作品，比如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，来比照现实，考察社会，看看哪里生了病。

　　以吴谢宇案为例，极端、复杂的犯罪行为，往往是难以理解的。因为犯罪复杂，所以解释犯罪也需要复杂多元的答案。但心理学指出，大部分人难以忍受事件的复杂性和模糊性，不管问题多么复杂，人们只想要最简单和直接的回答。“他有罪吗？”“我们要不要杀了他？”

　　害怕复杂的人，会简单地称呼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人为“暴徒”、“畜生”，认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，根本不是人。

　　杀人就是丧心病狂，杀人犯在本质上是邪恶的、疯狂的，与正常人完全不一样的。正由于这种“绝对的不一样”，我们正常人就无法理解，甚至没必要去了解他的思想和行为。

　　一旦我们把杀人犯当成正常社会中一个脱序、失常的人，一个闯入我们正常生活的入侵者，我们就会立刻变得轻松起来，因为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，我们只需要咒骂、责问这个人就行了。

　　通过竭尽所能地去侮辱杀人犯，来维护自己心中的秩序，是我们擅长的事情。但同时将他们剔出了“人”的队伍，完全放弃了对于这些人的了解和分析，从而丧失了对于同类事件再次发生的预防能力，是我们的损失。

　　现实世界一定是复杂的，但生活在复杂的社会里，不一定是一种不幸。它也许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勇敢的、“好棒的大人”，而不是一个巨婴。

　　“我只是想保护我们的小孩，我不想他们受到伤害。不知道为什么在你眼里就变成是，我不够宽容，因为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人。”

　　王赦说：“因为你们这些人，遇到这些事情，只会愤怒、胆怯、害怕，就根本没有机会去了解他们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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